草坝一工厂起火 无人员伤亡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村民要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家庭成员双重身份参与土地承包。

[41]但是行政机关许可经济性裁员决定的效力却可以溯及至企业向行政机关递交裁员申请之时，这是因为企业的经营利益是行政机关作出许可经济性裁员决定的关键原因，而许可经济性裁员决定对于企业而言是授益性行政处理。如果废止的是合法的行政处理，那么废止的效力原则上面向未来，例外溯及既往。

这尤其体现在电信法中的私法形成性行政处理之上，比如联邦网络管制局对电信网络设施接入决定或接入费决定的许可。进一步需注意的是，明确私法形成性行政处理的行为机理，有助于在实践中正确运用这一重要的国家管制手段。[16]其中，归属形成性行政处理的标的是物权关系，常见形式有市镇土地先买决定、土地征收决定、土地征收时的事前指定占有决定、排除第三人物上请求权的建设许可。不过，由于土地出让方存在规避行政许可的明显恶意，所以土地受让方可以通过留置权的行使，要求土地出让方返还土地出让价款。[37] RGZ 123, 327 （330 f.）. [38] 参见BGH, NJW 1960, S. 1808 （1810）. [39] 参见Manssen, Privatrechtsgestaltung durch Hoheitsakt, S. 277. [40] 参见Bengel, Der privatrechtsgestaltende Verwaltungsakt, S. 138. [41] 参见Bengel, Der privatrechtsgestaltende Verwaltungsakt, S. 139 f. [42] 参见Kiebs, Staatliche Regulierung durch Privatrechtsgestaltung, S. 248 f. [43] 参见Bürckner, Der privatrechtsgestaltende Staatsakt, S. 93 ff. [44] 参见Steiner, Bindungswirkung und Bestandskraft der fingierten Bodenverkehrsgenehmigung, DVBL, 1970, S. 34 (36 ). [45] RG, Urt. v. 03.01.1923, Az.: V 390/22. [46] 参见Bürckner, Der privatrechtsgestaltende Staatsakt, S. 79 f., 93 ff. [47] 参见Bullinger, Die behördliche Genehmigung privater Rechtsgeschäfte und ihre Versagung, DÖV, 1957, S. 761 (763 f.). [48] 参见Schmidt, Unmittelbare Privatrechtsgestaltung durch Verwaltungsakt, Diss. Bielefeld 1975, S. 187. [49] 参见Maurer/Waldhoff,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19. Aufl., München: C. H. Beck, 2017,§11 Rn. 21. [50] 参见严益州《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源起、论争与形成》，《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6期。

[46] 不过，Martin Bullinger 在1957年指出，一般禁止废除固然是基于信赖保护，但是信赖保护的判定并非根据行政处理是否令私人受益，而是基于该行政处理是否导致私法关系变动，若存在变动，则信赖保护条件自然成就，该行政处理不得被废除。[51]联邦德国最高行政法院在1977年8月12日的判决中采纳了Steiner的见解，全面否定了一般禁止废除原则，并论证如下：第一，如果要废除私法形成性行政处理，那么必须对私人的信赖利益与国家的公共利益进行衡量。宪法精神就是人们对宪法的意识、思维与心理状态，体现国家的根基与元气。

2.民法典实施中的宪法解释。可以说，立法者的宪法思维既是宪法精神与思想的表达，也是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确认、肯定与维护，并赋予其最高的法律效力与权威。总之，无论是制定还是修改，民法典编纂中分则部分的任务都是十分繁重的。以宪法作为依据时，更重要的是理解和贯彻其价值与精神，避免拘泥于具体条文。

自2006年《物权法》违宪风波后，曾一度沉寂的宪法—民法关系的讨论又成为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引发了不同形式的学术争鸣。如第1条的社会和经济秩序概念存在着不确定性，不宜限定为社会秩序与经济秩序。

围绕民法典，尤其是围绕《草案》的编纂，法学界正进行热烈的跨学科的讨论。根据分两步走的立法思路，第一步编纂民法典总则编，第二步编纂民法典各分编，争取于2020年3月将民法典各分编一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从而形成统一的民法典。基于此，对《民法通则》第99条第1款、《婚姻法》第22条解释如下：公民依法享有姓名权。民法体系体现的宪法价值与宪法解释中的宪法价值判断是不同的，需要加以区分。

结语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构建需要以宪法为根本法，综合各个法律部门，组成有机统一、相互协调、有效实施的规范体系。可能的途径是，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侵权责任法》进行修改后再由全国人大重新通过，使其具有基本法律属性。《宪法解释程序法》内容包括请求解释宪法的提起，宪法解释请求的受理、宪法解释案的审议，宪法解释案的通过与宪法解释效力。

在第三章法人的规定中，要注意处理营利性法人与非营利性法人的不同功能，对具有公法人性质的社团问题的规定要注意区分宪法与民法功能，不宜在民法体系中引入过多的公法元素。在法治国家中，每一部法律都有其价值与灵魂，支撑着具体法律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依据宪法的规范实际上表明了立法者的一种宪法义务，即接受宪法价值的约束，依照宪法制定法律，遵守宪法，履行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义务。在民事法律实践中如何体现宪法精神方面，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

但是，编纂后的民法典实施与普通法律的实施有所不同，它由不同的民事领域的分篇组成，规范内容庞大，体系复杂，层级多元。这既是政治决断，同时也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础性工作，向法学界提出了重要的研究任务。宪法精神引导立法者的立法思维、有助于实现立法过程的科学性，宪法精神对立法的约束有助于寻求社会共识，特别是体现民法典的民意基础，因而学术界需要构建以宪法精神为基础的民法体系。对不同的法律进行修改时，如何与宪法精神保持一致是未来民法典编纂面临的重大课题。这一法律解释的背后，体现了宪法公共利益条款、社会公德条款对于公民权利行使的约束。宪法精神引导立法者的立法思维。

如龙卫球教授提出民法典编纂要警惕‘宪法依据陷阱[5]，从民法视角对宪法依据的相关问题提出不同的学术观点，认为要注意宪法依据对民法典编纂的影响。由全国人大主导重大法律的制定与修改体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理念。

立法者的宪法思维实际上是对宪法文本及其客观规律的认识，其基本要求是尊重宪法文本，使立法寓于宪法精神之中。[2]林来梵：《民法典编纂的宪法学透析》，《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

同时，建立法律修改和法律解释的有效机制，对基本法律的修改遵循不得与该法律的基本精神相抵触原则，以保持民法典体系的开放性。公民原则上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

四、民法典编纂的程序要符合宪法精神 按照立法规划，民法典各编于2020年3月将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从而形成统一的民法典。《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宪法作为国家与社会的根本法，不仅是建国合法性的基础，同时也是社会共识的最高体现。公民原则上随父姓或者母姓符合中华传统文化和伦理观念，符合绝大多数公民的意愿和实际做法。

这意味着法律解释难度的增加，意味着规范体系内部外在形式结构要件与内在价值体系要件、内在不同价值之间矛盾、冲突风险的加大。宪法价值与民法价值虽然具有一定的同构性，但其价值位阶是不同的，整个民法体系的基础是宪法所体现的人权保障与公权的约束。

民法典各分编内容的设计是十分复杂的问题，这里涉及的宪法问题包括：如何对已经颁布实施的法律进行必要的修改，如何在修改时体现宪法精神，使修改的内容之间保持内在统一？所有立法要符合宪法精神这一命题中自然包含修改的内容要符合宪法精神。在分析宪法依据时我们不能仅限于规范或者特定的条款，需要从整个规范体系的高度进行综合性、体系性理解，避免割裂法秩序内在的体系性关联。

学术界需要把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通过严谨的学术讨论推动民法典编纂工作的进行。宪法是正当性的表达，以宪法为依据意味着获得民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完善法律草案表决程序，对主要条款可以单独表决，对此《立法法》也做了相关的规定。对宪法依据的质疑，实际上削弱民法所具有的客观价值基础。[9] 在内容上，民法典由总则编和各分编(合同法编、物权编、侵权责任编、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等组成。三、民法典编纂的内容要符合宪法精神 从此次民法典编纂的性质来看，编纂活动不能等同于民法典的制定，也不是简单的修改或者汇编，而是对现行分别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科学整理，也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法律汇编不对法律进行修改，而法典编纂不仅要去除重复的规定，删繁就简，还要对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的现行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改完善。

为了有效实现这一目标，在民法的具体解释和适用过程中，需要引入宪法价值。[7] 对学术观点和理论研究而言，我们可以对宪法与民法的关系有不同的主张，但在现实的规范体系上，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地位是不能否认的。

民法历史虽然早于宪法，但宪法的诞生为民法的存在注入了人文的精神与元素。如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99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22条的解释。

[10]可以说，对现行婚姻法的修改以及编纂《婚姻家庭编》的过程不是局部条款的修改，而是要考虑社会变迁、宪法的适应性等基本问题，为婚姻法的修改做充分的理论准备。近期宪法学界和民法学界围绕宪法依据而引发的讨论反映了对民法与宪法正当性的不同理解。